张勃：二月二的文化内涵

   张勃，山东定陶人，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地北京学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历史民俗学和北京学研究，尤其注重节日与礼俗研究。

二月二起源于唐代，与中和节的创设有密切关系。元明以后的二月二则是在继承前代节俗的基础之上，根据二月的节气、物候、月令宜忌不断丰富发展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吸纳了既有节日——惊蛰和春社的传统行事，从而成为一个活动多样、内涵丰富的春天的节日。其文化意义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1.“二月二，龙抬头，大囤尖，小囤流”：对农业丰收的企盼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农业生产的丰歉直接关系着国计民生。二月二时处仲春，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耕生产即将全面开始的季节，二月二的许多节俗活动便围绕着农业生产而展开。    

（1）填仓      

填仓，又叫画仓、打灰囤、围仓等，是二月二最重要的习俗活动之一，尤其流行于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安徽和东北三省等地。仓囤是人们储存粮食的地方，初二一大早（有的地方在初一下午）用灰（常常是庄稼秸秆的灰）画成大大小小的仓囤，仓囤往往还要画成多圈以表明粮食多得仓囤放置不下，只有在上面添加其他的器物才令粮食不至于流溢出来；有的囤外再画上梯子，以表明囤是如此之高大，只有登上梯子才能放置或取到粮食。人们在打灰囤的时候，口里还往往念念有词，如“二月二，龙抬头，大囤尖，小囤流”“青灰摺子圈连圈，圈套圈，大摺满，小摺流，今年又是大丰收”等等。在耕作尚未开始之时，人们就在模拟和描述五谷丰登、仓囤盈满的景象，足见其对农业丰收的渴望是如何强烈。而填仓活动中往往还有占岁的活动，比如有的地方，人们会在画好的仓囤中挖一小坑，将谷子、豆子、玉米、小麦、芝麻等各种粮食放置其中，埋好，看过几天哪种先发芽来判断各种农作物的收成好坏，其中包含的仍然是对丰收的关心和热望。   

（2）引龙祀土

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风调雨顺是农业丰收的前提和保障，而春耕时节最需要的是雨水，在春雨贵如油的北方更是如此。在民众的心目中，龙是司雨的神，秋冬之间往往潜入水中蜇伏不出，到春天才会重新醒来，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这一天有不少活动便是围绕龙而进行。要想让龙行云布雨，首先就得将它从睡梦中唤醒，设法让它抬头升空。所以有些地方的人二月二一大早就会用棍棒击梁头，以敲醒他们担心还在沉睡的龙；也有的地方摊煎饼、煎焖子，以烫醒沉睡的龙。更多的地方会撒灰（或糠、水）蜿蜒成龙形到那些俗信龙在的场所（井、河）将龙小心翼翼地引回。而在江苏邳州，人们还会用灰撒成龙的形状，人们对它顶礼膜拜，以祈祷保佑今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为了让龙顺利抬头，完美愉快地升空，人们还千方百计地讨好龙，把水饺叫龙耳，把春饼叫龙鳞饼，把面条叫龙须面等，并举行一些祭祀活动，还设下种种禁忌，如妇女不准动剪刀针线，怕戳了龙眼，穿了龙头；又忌刀切，怕砍了龙头；不能用磨，怕压了龙头等。所有这些节俗活动，都是在对龙崇拜信仰的基础上进行的，旨在获得农业生产得以丰收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风调雨顺。而祀土谷神的一个重要目的亦在于祈求土地神保佑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祀土谷神之外，一些地方的人们还祭祀仓神，仓神就是保管粮食之神，对他的祭祀同样是希望借助神的威力以获得粮食的丰产。   

（3）驱害虫

对于农业丰收而言，各种虫害也是极大的敌人。所以驱除害虫避免虫害就成为农业丰收的一个重要条件。俗话说：“惊蜇过，百虫苏。”在这个时候，通过一些象征性行为驱除危害庄稼生长的害虫就成了比较常见的现象。江苏海州一带人们会在农田中燃火把驱除蝗虫；邳州的人们则会在围仓龙（填仓）时把五谷杂粮放到褶子中令鸡啄食，认为可将害虫消灭；湖南兴宁等地则将糍团插到田间以糊住鸟嘴可令其不吃庄稼苗；青海农村二月二吃土炒大豆叫咬虫儿、认为咬死了虫儿庄稼就不生虫害了，等等，都是驱虫以避免虫害的仪式行为。   

（4）试犁、种菜、饭牛

人们还往往在二月二试犁、种菜、饭牛，从而使其成为农事生产开始的标志性时间。如果说填仓、引龙、祀土、驱虫等诸多仪式是渴望农业丰收的民众表达内心愿望并希望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这一愿望的努力，它们更多带有信仰甚至是巫术的色彩，那么试犁、种菜、饭牛就是通过实实在在的劳动和精心准备去开拓那条通往农业丰收的道路。这些节俗活动虽然形式各别，操作逻辑也颇多不同，但它们无不包含着人们对于农业丰收的强烈企盼，也无不是保证这企盼得以实现的方式和手段。

2.“二月二，围墙根，蝎子蚰蜒不上身”：对人身康宁的热望

俗话说：“立春三日草芽青，惊蜇一过虫子生。”那些出动的虫子（有时也包括野兽）其实不仅会危害庄稼，也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侵扰。在科技昌明、杀虫剂、灭鼠灵层出不穷的当代社会，蝎子、蚰蜒、蜈蚣、蚊子、苍蝇、老鼠、毒蛇等害人的例子尚且屡见不鲜，传统社会里，毒虫攻击人身造成伤害的事情更加普遍。由此在虫子初生的季节人们通过一些特殊的活动希图消灭它们就成了二月二节俗里十分重要的内容。

明清以后，二月二撒灰除虫相当普遍。人们把灰撒到墙边、门槛、香台等处，边撒还边唱一些歌谣，如“二月二，围墙根，蝎子蚰蜒不上身”“围墙根，蝎子不蜇光腚妮，围香台，蝎子不蜇光腚孩”等，这些歌谣明确表达了撒灰的动机所在。

除了撒灰驱虫外，驱除毒虫还有多种方式。其中之一便是把二月二的各种饮食活动都冠以驱虫的名目，比如河南一带把摊煎饼叫“熏虫”，辽宁新民一带把烙春饼叫“烙虫虾”，陕西米脂一带把吃黄米馒头叫“咬蝇子”，山西芮城一带吃油条叫“咬蝎尾”，宁夏一带把炒麦豆叫“炸臭虫”，山东一带把炒豆子叫“炒蝎子爪”，并有“吃了蝎子爪，一年不挨蝎子蜇”的说法。再一种常见的方式就是用棍棒、扫帚或者鞋子敲打梁头、墙壁、门户、床炕等处，击打时也多伴着歌谣，比如“二月二日打炕沿，蝎子蚰蜒不见面。二月二日打炕头，蝎子蚰蜒全不留”“二月二，拍瓦子，蝎子出来没爪子。二月二，拍大床，蝎子出来不螫娘。二月二，拍大辙，蝎子出来不螫爹”等等，驱虫的意蕴由此表露无遗。另外，人们还会以燃香、火照虫烛的方式驱虫，或者使用一些俗信对害虫有威慑力的物品如符图、葫芦、剪刀形状的剪纸、绵鸡等。比如江苏常州一带的人们就会张贴蜒蚰榜，上面倒书“诸虫蚂蚁直入地”七字，并用红笔勾上。

概括而言，在虫子初生尚不能为害于人的季节，人们无论是使用煎、爆、炸、烤、熏、击、拍打等种种可以恐吓虫子以及对虫子造成伤害乃至置其于死地的方式，还是运用语言的特殊力量去诅咒虫子得病、死亡，或者制作并使用一些能够镇压、消灭虫子的物什，其实质都是建立交感、模仿基础上的一些巫术手段。虽然难以奏效，却表达了人们避免毒虫危害、人体安康的良好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一些行为方式还在一些地方被解释为驱邪避瘟、不得疾病的手段，比如山西永和撒灰时会撒成弓箭的模样，意在驱除邪气。翼城的村民们到各家门口，向院内洒以米羹，门前撒以石灰，称作“禳瘟”，旨在将瘟疫禳解并驱散之；保德等地用过年烧的旺火灰将房舍圈围起来，可以防止野狼侵害。上海、江苏、浙江等许多地方，二月二要吃“撑腰糕”，俗信吃了可以强筋壮骨，不腰痛；河北新河一带有“二月二，吃灯盏（以油煎之），吃了灯盏不发眼（指眼睛发炎）；二月二，吃枣花（即馍馍之有枣者），吃了枣花不长疮”的说法；而在浙江城乡郊区，节日期间多吃“芥菜饭”，据说可以明目，不生疮疖。在辽宁本溪县沙河沟村，俗信二月二“洗龙头”“剪龙头”会让人一年内都会头清目爽，聪明灵俐，发丝黑壮。当地还会用高粱杆串成“龙尾”缝在孩子的后衣襟上，令其连续佩带三五日，以为如此可辟邪驱凶，令孩子在新的一年内健康成长。显而易见，所有这些节俗活动突出的都是对远离病害、生活康宁的美好期待。

 3.“二月二，敲门枕，金子银子往家滚”：对生活富裕的追求

人生在世，无不希望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尚书·洪范》在总结人生有“五福”即“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的时候，也将富列作其中之一，并排在五福中的第二位。然而，富有并非人人可得，时常处于贫困又渴望摆脱贫困的人们也便不断表达着对富裕的向往与追求。我国至少在魏晋时代就已有正月晦日“送穷”的习俗，而当二月二在唐朝出现时，三项重要习俗之一便是“迎富”。随着二月二的传承，“迎富”这一习俗也延续下来，到近代，陕西华阴一带的民众还会携鼓乐到郊外朝往暮回，沿路吹吹打打地去“迎富”。

当然，在二月二，人们还会以另外的形式表达对财富的追求。比如不少地方，尤其是山西一带往往把二月二的引龙叫做“引钱龙”，举行仪式时一定用钱。以山西忻州地区为例，“鸡鸣担水辘轳响，水洒街心把钱龙拖”的现象曾经十分普遍，届时，人们将红线拴着的几枚“乾隆”铜钱，放在打满水的桶里，担回家倒在水瓮里。家中的大小水瓮，在太阳出山前都要担满，表示财富似水，财源滚滚。这里，人们对所引之龙的一个重要期待就是它能把钱引到自己家中。还是在忻州等地，二月二要将留存下来的大年初一供灶君神的枣山吃掉，俗称“开山”，意味着“这个汇聚了财源、财富的供神枣山，随着龙头的抬起而初启开，财富从此而聚积。”又如山东定陶一带，二月一日晚上，人们会在屋里挖一小坑，将几枚钱埋进去，若不挖坑就用瓦片盖上，到第二天早上，由小孩子扒出来。俗信这样做可以引来钱财。在河南淮阳有二月二拍墙头和石滚的做法，人们一边拍还要一边唱：“二月二，拍墙头，金子银子往下流。二月二，拍石滚，金子银子往下滚。”其对财富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4.“二月二，接宝贝儿”：对社会关系的协调

在许多地方，二月二还是社会交往的特定时间，其中，接出嫁的女儿回娘家是相当普遍的做法。本世纪初，吴索园曾撰写一首《扬州竹枝词》：“二月初头祀典重，土地祠壁彩泥封。女儿尽作归宁计，响屣香车处处逢。”并附小注云：“二月二日，土地生日。街头巷侧，凡有土祠处，其墙壁皆以彩笔绘戏文……又称是日为龙抬头日，凡己嫁之女，母家必备酒食，迎其归来，故是日自朝至暮，车水马龙……”可见扬州二月二接女回家习俗的盛行。而这并非特例。北京有俗话说：“二月二，接宝贝儿，接不来，掉眼泪儿。”在这里，闺女不回来，娘家爹妈就会想得哭，若在江苏南通，女儿不回娘家，就得挨骂，不仅女儿挨骂，女婿也脱不了干系，当地歌谣这样唱道：“二月二，家家人家带女儿。女儿不来是烂腿儿，女婿不让她来是肉龟儿。”在从夫居社会里，回娘家，是对女子与娘家人因异处生活而积聚的思念进行疏通的渠道，是出嫁女儿对原有生活空间和原有社会网络的回归也因此总是一种心灵的回归，同时，它还是外甥与舅家确认和强化关系的方式，是具有姻亲关系的两家人互相交往、密切关系的理由和途径。一句话，出嫁女子回娘家，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维护、强化和更新，二月二回娘家也不例外。在一些地方，二月二娘家接女儿时还要送给女儿婆家一些礼物，如河北赵县，要在二日备好鲤鱼和猪肉送给新出嫁的女儿，俗称“开素”，其对社会关系进行协调的意义一目瞭然。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强调“二月二，接宝贝儿”女子要回娘家，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格外禁止这一行为，俗有“吃了娘家花，死老大伯全家”、“吃了娘家虫，回家搭灵蓬”、“过了二月二，回家死小叔”等说法。这种禁忌其实也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协调，只不过采取了另外的思路和逻辑。如果说二月二让女子回娘家更多协调的是女子与出嫁前原有的生活空间、社会网络的联带关系，那么二月二不让女子回娘家更多协调的则是女子与出嫁后新有的生活空间、社会网络的归属关系。

当然，二月二协调的社会关系并不止于基于血缘和姻缘形成的，它还协调基于地缘而形成的。在许多地方，虽然家家都会摊煎饼，或者炸糖糕，或者炒麦豆，但还是要把自家的送给别人家，从而形成一个社区内的居民互相馈赠节物的现象。这里固然有借助他人力量以求得农业丰产、生活康宁的意图（如大家一齐把虫子咬死），但更重要的是籍此建立、维护和强化彼此之间互助互惠的友好关系，并确立礼尚往来的行为规范。而这种互助互惠的友好关系和礼尚往来的行为规范在日常的生活生产中是十分重要，甚至是不可缺少的。

5.“二月二，不干活，坐下来，吃大馍”：休闲时间

如果我们把休闲认为是在非劳动及非工作时间内以各种轻松的方式达到生命保健、体能恢复、身心愉悦的一种生活，那么毫无疑问，在不少人那里，二月二就是一个休闲时间。许多地方的二月二都有若干禁忌，如不能动针线，不能用刀剪，不能用磨，所有这些都让二月二成为一个合法的非劳动非工作时间，对于整日与针线刀剪打交道的传统社会的女性而言，更是如此。这一天，她们携子将雏，有的可以回娘家，有的可以到郊外踏青、挑菜，即便在家，无活一身轻地与邻居好友拉拉家常也不失为一种休闲方式。

许多地方在二月二开展有组织的活动，也为民众提供了宽广的休闲空间。其中庙会是十分重要的一种。在我国的许多地方二月二都有庙会，本课题组的调查地点多有庙会可以视为二月二庙会在全国普遍存在的表现。不管庙会的性质如何，是以信仰为主还是以物质交流为主或者兼而有之，庙会上总会有引人耳目的事物景象纷纷呈现，像甘肃岷县秦许过会必唱三天四夜大戏，庙会上有套圈、青蛙游戏、押大小点、摇奖、枪打气球、放风筝等各种好玩的游戏，江苏邳州白龙埠曾经有唱拉魂腔、说莲花落、唱渔鼓、说评书、走高跷、跑旱船、耍狮子等各种表演，广西贺州黄田祀神庙会上既有舞龙、舞狮、唱戏、抢炮等活动，又有瑶族人表演上刀山、过刀梯、香火烧身、过火炼等民间绝技。山西省平顺县的豆口二月二庙会上有扭秧歌、踩高跷、弄拳术、骑竹马、跑旱船、耍龙灯、栓高台等数十种民间文艺节目。等等。人在庙会中，目之所睹，耳之所闻，身之所触，甚至鼻之所嗅，舌之所尝，无不异于常日，而所有这些，也都为身处其中的民众带来了身心愉悦的感受。事实上，庙会的休闲娱乐性功能早已成为民众和学界的共识。当然，庙会的功能是综合性的，休闲娱乐功能只是其中之一，二月二庙会也不例外。比如山东惠民县皂户李乡火把李村有泥娃娃庙会，买泥娃娃叫“拴娃娃”，有求子的寓意。这意味着赶二月二庙会的人可以从庙会上满足更加多样的需求，只是囿于这里的话题不便于展开。

而对于孩子而言，二月二更是快乐的时光。二月二的许多活动都允许他们参与其中，他们可以在大人打灰囤时高兴地跑来跑去，可以在仓囤里埋粮食，可以唱着歌谣围着墙根撒灰，可以拿着炒豆爆玉米花与同伴交换、攀比、斗输赢，马光亭在江苏邳州进行调查时格外关注了节日中的孩子，描述了小学生用炒豆做游戏的方式和快乐。《山东民俗》中记载，济宁一带，各家孩子们吃过晚饭，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木棍，去敲门枕、门框等，边敲边唱一些歌谣，他们还会跑到胡同里或大街上比赛，看谁敲的、唱的花样多。种种富含象征意义的节俗活动在孩子们那里都成了获得快乐的游戏方式。

6.落了天灯好上工：年节终了、常业开始的标志性时间

年节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也是一个由众多不断推出的节日组成的系列，其节期在许多地方甚至长达近两个月之久。俗话说：“腊八，祭灶，年下来到。”年节的序幕自腊月初八拉开，到二月二才最终落下。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二月二是年节系列中的最后一个节日，是年节终了、常业开始的标志性时间，从此人们要停止以娱乐消遣、社会交往、祈祷神灵为中心内容的生活，步入日常生活、生产的常态。过去人们在二月二这天还可以互拜新年，过了二月二便不可以了，十分鲜明地宣布了二月二作为年节终了的标志性意义。而各地流传的一些习俗活动也表明了这一点。比如在江苏盐城，人们要在二月二晚上落下高悬了整个正月的红灯，叫做“落天灯”。在辽宁本溪沙河沟村，当地满族村民在大年三十之前都会在院内竖起“灯笼竿”，此后每天都要在黄昏之时点燃灯笼，让其彻夜长明。这个灯笼竿要在二月一日清早放倒，因为当地人认为：“二月二，龙抬头了，那家里首先就得把灯笼竿子放倒，这就表示‘年’已经正式过完了。”又如在我国不少地方有留存大年初一或者元宵节的某些食物到二月二食用的习俗，比如山东微山湖区人家会将元宵节时留下的豆面龙灯切碎了杂在饭中吃掉，龙口人则把过年时蒸的糕留一块这天吃，陕西绥德、米脂一带也要食用过年时做的黄米馒头。福州人要把正月里尚未吃完的食品都混在一起，加上糯米，煮成稀饭，全家人围在一起把它吃完。这些吃光年节食物的做法有时被当地人解释为具有“驱虫”的意义，但它实际上也是象征性表达年节至此结束的一种仪式。

辽东一带二月二吃猪头，不仅标志年节终了，还兼具起始的意义。当地过年习惯杀年猪，猪肉的享用没有刻意的时间规定，但猪头一定要在二月二食用。据调查，这样做的原因是：“‘头’就表示新的一年开始了，新年就都得以头为准，所以就吃猪头肉、洗头、剃头，这样会预示新年有个好的开始。”当然，二月二吃猪头的地方并非只有辽东一带，二月二洗头、剃头更是全国范围内都十分普遍的做法。中华民族是十分讲究时间伦理的民族，对标志着起始的时间格外重视，也赋予更重要的价值。起始就是开端，就是头，希望“一年吉利从头始”的人们在“龙抬头”的日子里从事着种种与“头”相关的行为，正表明了二月二作为起始的性质。而二月二所起始的正是日常生产、生活的常态。所以在清朝民国时期的许多地方，在这一天，孩子要去上学，开笔取兆；农民要起农作，择田试犁；扛活的长工也开始上工，主家则会备好酒宴，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和睦相处，互助互济。

以上是对二月二节的文化意义所作的几点概括。必须说明的是：

第一，上述概括是主要在分析汉族二月二节俗的基础上得出的。事实上，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如苗、壮、布依、畲、黎、满、侗、赫哲、鄂温克、水等也以二月二为节，其节俗活动有些与汉族相似，有些则相去甚远。比如二月二前后三天是浙江、福建一带畲族的会歌节和会亲节。每届此时，歌手们就到山间对唱会亲，热闹非凡。云南罗平县的布依族在二月二也有歌会。黔东南一带的苗族把二月二作为敬桥节。节前各个苗寨纷纷整修桥梁，二月二这天则敬桥接龙。祭品为公鸡或鸭一只，鸭蛋三个，鲤鱼三尾，酒一壶，米一升、粑粑、糯米团一个，还有香、纸、钱、鞭炮、纸娃娃、五色彩钱等。祭桥时巫师会一边烧香纸，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桥是我架，桥归我祭。桥供人走，桥给友过。可走西方，可下东方。客人过桥，我家得富，朋友过桥，我家繁衍。兴旺发达，万代千年。”念完咒语，要由一个兄弟多的男孩去踩桥，从新架的桥上走过，就意味着主家今后有子女。祭过桥后，还要在桥头聚餐。返家时，主人会用一根五色线从桥头牵到自家堂屋中，意为将子孙引到了家。壮族多在这天祭祀土地或土地婆，以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又以二月二为花朝节或花婆节，节日里，各村寨姐妹姑嫂汇集在一起，杀鸡敬花王，祈求花王馈赠孩子并保佑儿童健康成长。而在广西德保、靖西、东兰等地的壮族那里，二月二还是孩儿节。在东兰，这天凌晨鸡啼头遍时分，儿童们便在自家门前燃放鞭炮，并举火把到泉边喝“仙水”。天亮后，他们在家长的带领下，带着红鸡蛋等食品到村外山坡上尽情游玩。认为孩子们过了孩儿节，便会更加聪明伶俐。这意味着上述对于二月二文化意义的概括只是其主要方面。

第二、上述意义的概括主要是以二月二盛行时代（清朝民国时期）的节俗为基础的。显而易见，节日的意义是蕴含于节俗活动之中并通过对节俗活动的实践体现出来的，节俗的变迁往往意味着意义的变迁，更何况即便节俗形式没有变化，时代的变化也会令对其的意义阐释发生变化，那么，当二月二从唐宋时期一路走来，发展演变到现在，其意义便是变动不居的，上述以清代民国节俗为基础对二月二文化意义的概括便只是那个时代的，既不等同于其前的唐宋元明，也不等同于其后的当代社会。当代社会，一方面，尽管二月二还在节日体系中占据一定位置，理发的习俗甚至还在全国范围内流行，但整个上处于主体缺失、节俗衰落的状态，其意义也呈现出整体性的弱化；另一方面，一些节俗活动虽然继续传承，但由于所处语境已经发生变化，其意义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在山东济南泰安一带，二月二时人们还会吃炒豆，但由于蝎子、蜈蚣等害虫已不多见，很少人会把吃炒豆与驱虫联系起来，人们更看重它的口感、营养价值和情感价值（对一些人来讲，吃炒豆意味着重温一段过去的生活）。

第三、上述意义是在基本上忽略了空间因素的情况下做出的，它所呈现的意义处于宏观和抽象的层面。但正如前面已经有所揭示的，二月二节俗活动具有比较鲜明的地方性特征，这不仅体现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节俗形式，而且体现在即使节俗形式一样，在不同的地方、不同地的人那里也会有不同的解释，这意味着节俗活动的意义还必须被作为地方性知识、放到特定的空间中去理解。事实上，把节俗活动与特定的空间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节俗对于其俗民的意义，也助于我们理解节俗的地方性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比如引龙的做法为何在北方十分流行而在南方较为少见？如果将其与北方春季干旱少雨的气候特征结合起来就能得到理解。再比如为何别处引龙时叫引龙而山西一带多叫“引钱龙”并以钱引龙呢？清朝民国年间晋商的发达也许能提供一些解答的线索。（来源：节日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