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广播

                                     文  陶凯龙

   百十来根一掐粗细的木杆子沿着大山夹缝扭扭歪歪排到了不为人知的小山村，又用更细的小木杆挑着一根细细的黄色胶线，分布到各家各户并穿进房檐屋里的梁柁上，电工手里拿着一个四四方方、二十几公分的红色木匣，木匣钻着小圆眼拼出一个大五角星形状【有的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动人的声音就从这个小匣子传向四方，给当时物质贫乏的人们增添了无限的乐趣，这就是乡村的广播，也称戏匣子。

  村民们能听戏匣子说话和唱歌在当年绝对是一个特大新闻，人们足不出户躺在炕上，一边聆听【或者抽着旱烟喝着茶水】一边想着心事，一个小小的广播把这个沉睡了多年的小山村闹的沸腾起来，仿佛从梦中惊醒般。

  一般情况下，广播时间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晚上六点到八点，特殊情况除外，每天都会准时放送，除了播放新闻，还播放音乐、戏曲、天气预报等。人们从此不用看日升日落计算时间。你看吧，在田间地头大家讲的都是从广播听来的各种事件，妇女们干完家里活儿赶紧凑到一起，一边纳鞋底，一边学习戏匣唱的歌曲。

  而从60年代起，戏匣子每天到晚都讲大批判和毛主席语录精髓，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种运动文件、指示等等通过广播的传递也逐步深入到乡村、学校和公社、生产队。山里人有时候搞不懂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牛鬼蛇神等一些口号术语，但是生活还得继续，日子还得过，只不过人们少了对于广播的兴趣而已。

 在当年，广播、收音机在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一度成为衡量一个家庭富有豪华的重要标准，那个时候结婚必备‘三大件’之一，其中收音机首当其冲，谁家购买了新的收音机一准回引得乡亲关注，是‘红星’牌、‘向阳花’牌还是‘工农兵’牌呢？

而到了八十年代，随着电视机以及现在电脑互联网的普及，至今已经屈居于传媒之尾，尽管在出租车里面或者晨练的公园里能够见到收音机并听到声音，不过也不是生活的主流，而是一种朴素的调剂生活而已。

  而在我小的时候，农村的广播少了许多，逐步取代的是收音机，而且广播的内容页丰富了许多，从《小喇叭》《少儿广播》到《青年之友》以及至今仍然播放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逐渐伴随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长大。

而那个时候最喜欢听的是长篇评书联播，刘兰芳的《杨家将》；单田芳的《白眉大侠》等等，都给我增添了无限的乐趣。对于与我年龄相同的中年人来说，广播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占有了我们心中最纯粹的一方净土，让我们心中和脑海里刻上广播喇叭或者收音机的模样，记载广播的声音。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收音机为什么会说话，也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探讨，我们只是渴望拥有，终日相守并真心快乐就足够。

就相伴着我们长大的父母一样，收音机也随之老去，老去的我们未必因为资格老而被社会肯定，老去的广播却因为老去获得了世人由衷的关注，作为科技的见证，那些古董广播和收音机具有了很高的史料价值，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收藏品。

我想要再看那些广播和收音机，只能去民俗博物馆，去驻足和回味，那些有广播相伴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