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烽 ：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研究院的头号粉丝

  本文系王烽（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所所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在“育见美好 遇见未来”21世纪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线下庆典活动中的发言内容。

我们为什么参加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工作？研究院的价值是什么？

作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学术委员，我可以自信地说，我是研究院的第一位粉丝。1995年我毕业后来到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所，后来有幸与杨老师成为同事。在21世纪初成立研究院之前，我和杨东平老师一起从事了一个有关教育公平的课题研究。事实上，研究院的北京办公室也是在这个课题活动的基础上成立的。后来，随着研究院工作团队的壮大，我一直在旁观并积极参与这个团队的工作。虽然与他们不同，我并非专职，但是在杨老师的带领下，我一直在学习并参与一些工作。这么多年来，我去了教育部发展中心工作，因此参与研究院的时间变少了，但我一直在抽出时间积极参与这个团队的工作。

在之前，杨老师已经介绍了研究院所坚守的主要价值观及所做的主要工作。而在我看来，研究院还有一些非常独特的特点，比如她非常开放、宽松，欢迎来者自由进出，这种氛围非常特别。此外，在研究院和杨老师的领导下，没有所谓的权威或老资格。可以说，杨老师最欣赏或者愿意交流的是那些有想法的人，而不是那些有多少资格或资历的人。即使你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教育工作者，只要你愿意从事教育工作，杨老师都乐于与你交流，愿意与你多谈一谈。我们经常开会，通常会让年轻人来主持会议。在研究院，我们从不关注名牌桌签的排序。我认为这与许多其他地方，特别是我们经常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完全不同，这是我们的生命力所在。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愿意参加研究院的工作，成为研究院的粉丝，我认为可能有几个方面，我想与大家分享。

首先，我敬佩研究院对于教育价值的坚持。什么是教育价值？杨老师经常提到这个概念。正如王旭明老师所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是因为我们都是有情怀的人，有教育情怀的人。那么，什么是教育情怀？可以用学术或哲学的话语来解释。杨老师有一篇相关的文章，名为《人本主义教育价值》。人本主义与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是对立的，它将人视为人，将孩子视为孩子，这是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每个加入我们的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共识，这不是表面上的说法，而是内心深处的共识和一致。我认为这是我愿意参与研究院活动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对民间立场的秉承。现在，宏大叙事越来越多，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是学生、教师、校长或民间的视角。在这样的环境中，对民间立场的坚持非常珍贵，因为它可以真正反映出教育自身的声音，并与教育价值的坚守保持一致。

第三个理由是研究院对于小微创新的倡导。杨老师也一直在强调，所有的问题民间都有答案，在基层都有答案。他鼓励我们不要只是抱怨，而是要采取行动，一点一点地改变。他并不是想通过一蹴而就的方式改变整个教育体系，而是要从底层开始，一点一点地去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对现实有更多的认识和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梦想。相反，我们应该推动一些小小的创新，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从而实现我们的梦想。

第四个原因就是对于实践推动。这个我想跟前面一个是有联系的，从研究院做的这些事情，不管是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事情，还是和地方政府的一些合作，我们都可以看到她是务实的，而且是注重推动实践的。虽然她也倡注重政策倡导，但实际上政策倡导起到的是一个启蒙作用。我觉得更有价值的事情，是她推动了一些地方的实践。

此外，研究院对于教育公益行业也具一些引领作用。通过今年 3 月份在长沙举办的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我们看到研究院在教育公益组织中的影响力，这次会议达到几百人的规模，而且地方的教育基金会与教育厅的很多人都来参加。我们看到研究院在民间的、在公益组织中的影响力。而且刚才我讲的人来人往，很多人在这里经过锻炼，变成了一些公益组织的中流砥柱或者是领导者，不断的人在更新，像一个从事公益的这些有志者的培训学校，人们来来去去，也同时从其他的公益组织中获得一些经验。

杨老师本身有很多参加公益组织的经历，比如自然之友，在他自己作为公益组织管理层的经历中也吸取了很多经验与教训。杨老师唯独放不下的是自己的教育的立场，对教育的这种关心，他对个人的物质或名誉一直都不是很在乎，而且放得下。我跟他做了九年同事，我也深深知道他在理工大学这个环境中是如何的淡泊名利，正是这些，让我们长久地在内心中敬佩他。我想，杨老师一直是我们研究院的一个精神的支柱，也是靠他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影响力，在一直推动着研究院的长足的发展。随着杨老师在研究院的实际工作中的淡出，研究院也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我寄希望于研究院的未来更加光明，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