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道春秋之 ——豆面卷子 香甜黏糯似乡愁

文 陶凯龙

初冬时节，微微的寒风悄然而至，雪花在空中飞舞盘旋，似乎舍不得落下，远处的原野和村庄有了一点点的白。

每每到这个时节，是东北乡村淘米做粘饽饽的时候，主妇们此间都会淘米，等着沥干研磨，做成可口的粘豆包和豆面卷子。

广袤富饶的东北大地盛产大黄米，也称“黍米”与“小米”非同一种作物，“小米”由谷子（粟，古称“稷”）加工而成，而“大黄米”由具有糯性的糜子（古称“黍”）加工而成。黍（《诗经》）为一年生草本禾本科植物黍的种子。秋天收割后脱粒便放在仓房中孤守寂寞，蛰伏了这么长时间，此时便有了用武之地。

经过磨盘的一遍遍研磨，金黄色的大黄米变成了细细的粉末，带着湿润的潮气，常常结成块，散发着淡淡的、特有的清香。

淘米、磨米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制作豆面也颇费周折，选用无虫蛀的黄豆，经过大锅炒制，不能大火也不能文火，需要适中才好，这样炒出来的黄豆才不糊，脆香，随后晾凉研磨成粉。

黄米面加水蒸熟，和面时稍多加水和软些。制作时将蒸熟发黄米面外面沾上黄豆粉面擀成片卷起来，切成百克左右的小块，撒上白糖即成（也可加豆沙馅卷）。要求馅卷得均匀，层次分明，外表呈黄色，特点是香、甜、粘，有浓郁的黄豆粉香味儿。

当一盘香气浓郁，造型别致的豆面卷子端上桌的时候，幼时的我们早已垂涎三尺，按捺不住兴奋，急不可耐的用手抓去，母亲总是白我们一眼，让我的父亲先吃。配上酸菜炖粉条或者杀猪菜，我想这绝对是最完美的组合。黏糯的豆面卷子吃的太急会噎嗓子，吃一点酸菜喝点菜汤，无形中化解。

东北的饮食文化深受满族文化所影响，现流行东北和京津地区的豆面卷子也称“驴打滚”，源于满洲，缘起于承德，盛行于北京。由于清朝的八旗子弟爱吃粘食，“驴打滚”很快就传到了北京，成为北京的一种风味小吃。

有传说驴打滚始于距今近2000年的东汉、发明人为光武帝刘秀麾下名将“云台二十八宿”之一马武：马武率军在附近马武寨山头（今大墩山头）驻守时，士卒因长期食用黏黄米馍，产生厌食情绪，身体日衰。马将军担心危及军队战斗力，受毛驴在地上打滚浑身沾满黄土的启发，创制出黄粘米裹炒黄豆粉的“驴打滚”，结果，大深受士卒欢迎。而据《后汉书》记载，马武确实曾经到过这一带，他奉刘秀之命，统帅过渔阳、上谷的骑兵，曾跟随刘秀追击尤来、五幡等乱军，到过平谷，看来传说确有出处。

民间传说也有关于清朝末期慈禧太后的传说，这位权倾一时的老佛爷吃烦了宫里的食物，想尝鲜。于是，御膳大厨冥思苦想，用江米粉裹着红豆沙做一道新菜。新菜刚做好，便有一个叫小驴儿的太监不小心把刚刚做好的新菜碰到了装着黄豆面的盆里，这可急坏了御膳大厨，但此时再重新做又来不及，没办法，大厨只好硬着头皮将这道菜呈到慈禧太后的面前。慈禧太后小品后觉得味道尚可，便询问：“此为何物？”大厨想到是那个叫小驴儿的太监闯祸所致，便禀报：“这叫‘驴打滚’。”从此，就有了“驴打滚”这道小吃。

也有传说说是清朝乾隆皇帝平息了大、小和卓叛乱后，把新疆的一个维吾尔族首领艾买提的妻子香妃抢到宫中作他的妃子。因香妃茶饭不思，乾隆责令御膳房叫白帽营的人给香妃做家乡吃食送进宫。艾买提思妻心切千里迢迢赶赴京城藏身白帽营做祖手艺豆面卷子以此联络香妃。豆面卷子送到宫中，太监叫它驴打滚。香妃一见，知道丈夫来了，便强打精神，吃进饭食。乾隆听说后极为高兴便下旨让白帽营的艾买提天天做驴打滚送进宫来。从此，驴打滚也就出了名，流传到了民间。

而实际上，满族人素有吃粘食的习惯，一般把干粮称为饽饽，豆面卷子亦称豆面饽饽。祭神时多以此为供品。粘食又有极为抗饿的特点，所以大军出征后勤军士常作为一种主食随身携带以供军用。

这么多年来不记得吃过多少回豆面卷子，只记得母亲看到我们吃到豆面卷子那欣慰的笑容定格在记忆，那背后有多少辛苦劳作和深深牵挂。

成年后的我他乡漂泊，不论我何时回家，母亲总是不辞辛苦为我淘米炒豆做豆面卷子，一边吃着家乡特色食品，一边享受着母亲的慈爱，在外的风雨困苦也就不足挂齿，烟消云散了！

如今，母亲去世，我再也不会吃到带着母亲双手温度的豆面卷子，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人为我做如此饱含着牵挂和爱的豆面卷子，那些美好的、温馨的过往，随着母亲的故去，一点点消散，虚无缥缈的，难以触摸。

故乡变他乡，那一点点乡愁是我唯一与故乡相连的通道，那孤独的灵魂，走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唯一的纯净就是曾经在遥远的北方乡村那些往事给予的温暖能够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冷。

我相信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食物也一样，每每吃到那黏糯的豆面卷子，我总会想起那一点点乡愁夹裹在里面，斩不断，粘在一起的过往，分不开的骨子里深邃的DNA，不论你走多远，它一直在，在一处远远的望着你，用另外一种存在，陪着你，因为它从来没有改变，正如你从来没有改变对它的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