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孙春龙
一
在怒江东岸，有一个名叫一丘田的小村子，隶属云南省施甸县太平镇。
这个村子里有一位名叫杨保卿的老人，13岁那年，也就是1944年，他目睹了一场葬礼。是一位名叫刘堃然的副营长，在跨过怒江侦察敌情时，中弹牺牲。
刘副营长下葬时，机关枪连的士兵，在两边的山头架枪对着天空扫射致哀，嗒嗒的声音响彻山谷。
那时，杨保卿还只是一个13岁孩子。有一位军官告诉他的爸爸，守好营长的墓地，等战争胜利了，带营长回家。
没有想到，这支部队，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去世后，杨保卿继续成为守墓人，每年清明，都会去坟前烧纸，还捡来石块，重新修缮了墓地。
到了2015年11月，已经84岁的杨保卿，终于等来了一群穿着警服的人。他们是云南省施甸县的民警，这支警队，是组织了重走远征军之路的团建活动，找到杨保卿老人，希望听他讲故事。
东篱风语供图
杨保卿带他们来到刘堃然副营长的墓前，说，当年的长官说等战争胜利了，带营长回家，我们等了70多年，三代人一直为营长守墓，也没有见他们回来，我现在年纪大了，你们是否可以找到他的家人，让他回家。
营长的墓碑立于1944年3月，落款为87师260团2营全体官兵。碑文记述，身为山东蒙阴人的刘堃然，毕业于黄埔军校十六期，为了侦察敌情，刘堃然主动请缨前往，在腊猛街附近遭到敌人射击而牺牲。
刘副营长牺牲两个月后的5月11日，滇西大反攻终于开始了，十万大军跨过怒江，攻下高黎贡山，收复龙陵和腾冲，一路向西，最终在缅甸与中国驻印军胜利会师，有超过5万的中国远征军将士们血洒滇西。
杨保卿老人的讲述，触动了一位名叫杨应勇的民警。
活动结束后，他在网上搜索了刘堃然的名字，让他惊讶地发现，就在六年前，刘堃然的女儿刘贞兰，在网上发帖，寻找她的爸爸，她说，知道点滴情况也好啊。
帖子留有电话，但已经打不通。
杨应勇没有放弃，他在网上发布了寻找刘堃然后人的帖子。半年后，杨应勇接到一个来自山东的电话，对方说，我是刘堃然的女儿，然后，失声痛哭。
二
刘堃然牺牲那年，家人接到了云南来信，说他在战场负伤，希望家人尽快前往云南处理相关事宜。
那时，他的家乡蒙阴还是沦陷区，到处都是日伪军，家人不敢声张。
日军攻占蒙阴，是在1938年。那时，刘堃然正在学校教书，他偷偷离开家乡，报考了黄埔军校，毕业后分至87师260团。
1942年，日本攻占滇西，刘堃然的部队被紧急调往云南施甸，隔怒江与敌人对峙。
直到20多年后，刘堃然的侄子刘正杰从甘肃回老家探亲，刘正杰也上过黄埔军校，他告诉婶婶，他曾收到叔叔的战友来信，说叔叔战死在云南，对方还寄来安葬地的地图，但地图后来丢失了。
婶婶不相信，骂他，你瞎说什么，当年说只是受伤了，人肯定还活着。
那时，刘堃然的妻子带着四个孩子，生活异常艰难。她的家人劝她改嫁，她说，万一丈夫回来怎么办？
再过了20多年，村子里回来一位台湾的老兵，刘堃然的妻子前去打探丈夫的消息，她怀疑丈夫去了台湾。结果对方说，他曾听战友说过，刘堃然牺牲了。刘堃然的妻子说，你瞎说，我丈夫当年只是受伤，没有牺牲。
台湾的老兵说，真的牺牲了。他还写了一份书面的情况说明。
刘堃然的妻子拿着这份说明，失魂落魄。一年后，郁郁而终。临终前，她给儿女们说，在她的墓地旁边，要留一个位置，她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儿女们继承了母亲的遗愿，多方寻找，依然无果。女儿刘贞兰在广播电视局上班，退休以后，开始琢磨怎么寻找父亲。有人建议她，在网上发帖试试。
虽然没有抱太大希望，刘贞兰还是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直到六年多后的一个下年，还没到下班时间的孩子突然回家，无比激动地告诉她，妈妈，外公找到了！
孩子打开电脑，让她看一位名叫杨应勇的警察发的帖子：我于昨日到一丘田听当地老人讲怒江抗战故事时，听到了刘堃然牺牲的故事，并到了他的墓前祭拜，恳请各位吧友帮助寻找民族英雄的家人。
这个消息，让刘贞兰有些恍惚。爸爸离开的时候，她才两岁。
三
让杨应勇意外的是，他等了近一年时间，刘贞兰都没有来爸爸的墓地。
2017年初，杨应勇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为了了解背后的原因，我专程去了一趟山东蒙阴。在去之前，一位志愿者帮我找到了刘堃然上黄埔军校时的照片。
我把照片送给刘贞兰时，这位81岁的老人，抱着30岁的爸爸，失声痛哭。
我问她，想不想去云南？
坐在轮椅上的刘贞兰说，她有偏瘫，行动不便，去不了。
我说，我们沿途有很多志愿者，一路上可以帮助她。刘贞兰有些犹豫，我能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来，她还有其他不可言说的担心。
我说，刘营长是为打日本人牺牲的，他是这个国家的英雄。
刘贞兰反问我，真的是英雄吗？
我点了点头。
刘贞兰说，我要去看爸爸。
当年6月1日，刘贞兰带着全家，前往3500公里之外的云南施甸。在飞机上，机长得知消息后，向全体乘客广播，乘客们送上热烈的掌声。
来到爸爸的墓地，刘贞兰还带着哥哥刘贞录的照片。哥哥和她一起，找了一辈子爸爸，至死都没有等来消息。
在爸爸的墓前，坐在轮椅上的刘贞兰嚎啕大哭，她不停地喊着，爸爸、爸爸。这位为国献身的民族英雄，在怒江之巅孤独地守望了73年之后，终于等来了自己的骨肉。
刘贞兰没有忘记守墓人杨保卿，刘家的后人们，以跪拜之礼，感谢恩人。在得知刘家人计划将刘堃然的遗骨带回家时，杨保卿突然有些落寞地说，他也是我的亲人。
这句话，让刘家人改变了主意，他们带了一包土回家，让先辈的墓地，依然留在怒江之巅，留在当年的战场。
在刘贞兰带着爸爸坟前的土经过昆明机场时，安检人员在得知情况后，特意举行了一个致敬仪式。
四
刘营长魂归故里，本以为，关于刘营长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有朋友送我一本书《雪泥鸿爪》，作者是一位名叫姚拓的马来西亚华侨。
朋友之所以送我这本书，是因为姚拓曾为中国远征军的一位连长，这本书，是他的自传，书中有在滇西作战时的部分章节。
让我意外惊喜的是，这本书里竟然有一篇文章《出师未捷身先死》，写的就是刘堃然。
姚拓毕业于黄埔军校17期，是一位副连长，和刘堃然同属87师260团2营。
姚拓说，刘堃然曾经告诉他，日军占领他的家乡时，他正在学校教书，有一天，日军突然来到村子里，他和妻子各自逃命，侥幸的是，两个人都没有被日军抓到，但这一幕让刘堃然十分内疚，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妻子。而事实上，作为亡国奴，他也没有办法尽到保护家人的责任。
无奈之下，刘堃然逃出沦陷区，前往西安报考黄埔军校，并立下誓言，不把敌人打出中国，绝不回家。
1944年3月的一天，正在前线的碉堡警戒的姚拓，突然看到刘堃然来了，腰间别着一把手枪，带着一位士兵。刘堃然告诉他，营长派他去对岸侦查敌情。
就两个人去敌人的阵地，这让姚拓无比吃惊。刘堃然说，这是命令，不能不去。
原本第二天就该回来的刘堃然，一直没有消息。直到第五天晚上，前线的哨兵听到有人呼喊，知道是自己人，派竹筏把这个人接过来一看，就是跟着刘堃然过江侦察的那位士兵。士兵说，当天下午过河不久，刚走上公路，就受到埋伏在树木中的的日军狙击，刘堃然当时就死在公路上面，他也受了伤，逃到树林中，躲过了敌人的追击。
姚拓说，刘堃然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回来，260团2营机关枪连的杨连长，在怒江东岸一个叫加油站的地方，为他修了一个衣冠冢。
对于刘堃然的牺牲，姚拓十分惋惜，那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他说，刘堃然当时去对岸，其实不是侦察敌情，而是去看对岸公路上的汽车，上面想要一些汽车轮胎，用来制作士兵的鞋底。
姚拓的文章，让刘堃然的故事更为丰满，历史就这样一点点清晰起来。他提到机关枪连的杨连长，为刘堃然修了墓地，这让我想到施甸县一丘田的村民杨保卿，在他13岁那年目睹的刘副营长下葬时的场景：机关枪连的士兵，在两边的山头架枪对着天空扫射致哀，嗒嗒的声音响彻山谷。
故事，还没有结束。
五
在翻看《雪泥鸿爪》一书时，我看到了姚拓专门写的一篇关于机关枪连杨连长的文章。这篇文章里，提到了一位令我十分尊敬的兄长，田野调查专家戈叔亚，现在是我所供职的长沙县止戈和平公益发展中心的理事。
就在刘副营长牺牲两个月后的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大反攻。十万大军，跨过怒江，向高黎贡山、龙陵等地进军，收复失地。
6月23日，在龙陵空树坡与敌人激战时，副连长姚拓的左脚被敌人的子弹打穿，全连官兵伤亡八成，两个排长阵亡。躺在担架上的姚拓在撤往后方医院的途中，看到几位机关枪连的伤兵，他马上问，你们连长有消息吗？
几位伤兵异口同声地说，牺牲了。
姚拓不愿相信，又问，你们亲眼看见了吗？
是的。对方坚定地回答。而且明确说，是在上午十点左右。那时，是在空树坡的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
杨连长名叫杨兆勤，黄埔十四期毕业，是姚拓的学长，河南孟津人，是姚拓的河南老乡，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就在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大反攻的前夜，杨连长告诉姚拓一个秘密，他住的那户人家，有一位名叫王菊兰的姑娘，他和王菊兰已经交往一年多了，而且和对方的父母商议好了，定了婚事，因为碍于军令，一直没有公开。
杨连长说，他和王菊兰已经对天誓约，等打完仗，就马上回来结婚。
“明天，我们就要上战场了，如果我战死了，请你照顾我的未婚妻。”杨连长一脸严肃地告诉姚拓。姚拓也写下老家的地址，嘱托杨连长，如果他有不测，请设法告诉他的二哥。
没有想到，仅仅一个多月后，杨连长为国捐躯。
在撤往后方医院的路上，姚拓经过王菊兰的村子，他曾想，要不要去告诉她，杨连长阵亡的消息。但是，他要怎么开口呢？
姚拓最终没有去找王菊兰，没有想到，这一耽误，就是45年。
六
战争结束后，姚拓回到河南巩县老家。1950年的一天，他正在家里的屋顶上修缮房屋时，突然听到乡里的干部在院子里商议，如何把他抓走。
那天深夜，姚拓逃离家乡，前往香港。后来又前往马来西亚，成为当地著名的华文作家。
在这期间，他经常会想到杨连长的嘱托，他觉得对不起连长，也对不起王菊兰。直到1990年，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稳定后，姚拓终于下定决心，把杨连长阵亡的消息，告诉王菊兰。
他只知道，王菊兰的家，是在怒江东岸的施甸县，惠通桥附近，她家离当时中国远征军的加油站不远。他就在信封上写上云南省施甸县惠通桥附近加油站。
没有想到，三个月后，他收到了王菊兰的回信。
信中说，自从杨连长过江作战后，她就一直住在老家的房子里，日等夜等，希望有一天，杨连长回来娶她。她甚至想，即使少一个胳膊或少条腿，都没有关系，她要和杨连长白头到老。也曾经有人告诉他，杨连长牺牲了，但是她不愿意相信，因为杨连长曾经答应过她，他肯定会活着回来。
一直到了42岁那年，她的父母双亡，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找了邻村一个大他多岁的人结婚，两个人没有生育，她领养了姐姐的一个孙子。她的老伴早就过世了，目前她和孙子相依为命。
“虽然这封信晚到了45年，但我依然感谢你对我的关怀。”王菊兰说。
王菊兰和杨连长对天誓约的那年，她只有17岁。
为了确认对方的身份，姚拓在台湾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云南的中国远征军研究专家戈叔亚写的一篇文章，他便联系到戈叔亚，委托他前往施甸县，寻找王菊兰，并寄来一笔美金，让他兑换成人民币，送给王菊兰。
经过多方努力，戈叔亚找到了王菊兰，王菊兰说，村子里一直有人说，她的杨连长，骑着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在松山上被敌人打死了，她一直不愿意相信，后来生活实在没有办法了，她才改嫁。
戈叔亚把姚拓写的信念给王菊兰听，这位生活在滇西深山里的老人，显得格外宁静。
戈叔亚发现，王菊兰嫁给的这家人，住在怒江边上的山坡上，站在家门口，就可以看见怒江，看见惠通桥，看见当年的战场。1944年，她的杨连长就是从这里，奔赴战场。
“她或许在这个地方，依然在等待杨连长归来。”戈叔亚告诉我。另外一个他没有敢向王菊兰核实的消息是，村子里有人传言，杨连长牺牲的那一年，王菊兰生下一个孩子，但不久后夭折。
村子里的人还说，大家都知道她是杨连长的人，即使杨连长已经牺牲了，但是也没有人愿意娶她。
七
2017年底，我去施甸出差，专程去了一趟王菊兰的家。
那时，王菊兰已经去世多年。她的孙子告诉我，在20多年前，姚拓从马来西亚写回信的时候，奶奶王菊兰再三让他写信给姚拓，让他寄照片回来，奶奶甚至还在幻想，杨连长没有牺牲，姚拓可能就是当年的杨连长，要不怎么可能从国外写信回来，还经常给她寄钱来。
后来，姚拓寄来了照片，奶奶看了，才死心。
姚拓和王菊兰取得联系后，每年都会从马来西亚寄钱给她，一直到她离世。在45年之后，他终于履行了当年诺言。
在姚拓写来的信中，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菊兰，好好地活下去吧，你能活得更好，杨连长就会在下面欢笑。
2009年，姚拓在马来西亚去世。
让戈叔亚遗憾的是，姚拓本来计划重返滇西战场，但是他迟迟不愿意成行，他告诉戈叔亚，我不是不愿意来，而是不敢来，因为我太多的战友，都牺牲在这块土地上，而且，对于战友离别时的重托，当时我根本无能为力……
身为马来西亚著名华人作家的姚拓，在他去世后，众人惊讶地发现，他在马来西亚生活了50多年，却一直没有入籍。
副营长刘堃然、连长杨兆勤、副连长姚拓，这是87师260团2营的几位军官的故事。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稍微细心一些，就会发现很多的细节，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如穿珍珠般，慢慢复原。
这个故事，其实还没有结束，也不应该结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追问，永无止境。
我在2017年底去施甸出差，是推进我们在滇西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遗骸寻找与归葬项目。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施甸县的怒江边上，总共收敛了30多位将士的遗骸。
1944年5月，滇西大反攻开始时，施甸县作为大后方，有多个临时的后方医院。前方的伤兵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医院和药品都不够用，有的伤兵就住在老百姓家里。有很多不治的，老百姓就把他埋在自家田地里，守护一生。
在之前的两年里，这个仅有9.4万人的小县城，驻扎了十万大军，军民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有太多的悲欢离合。
这支部队自从跨过怒江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们一路追击，以逾5万人的伤亡，将敌人赶出了国土。幸存者，或死于接踵而至的国共内战，或成为历史的罪人。
施甸县的志愿者苏泽锦，带我走访过怒江东岸的很多地方，让我难以平静的是，有一些年长的老人说，当年的伤兵，在运往后方的路上，有很多因为失血过多死在了途中，有的，就地埋了，有的，就扔下山谷。
根据苏泽锦多年调研收集的线索，我们在87师260团2营驻扎的太平镇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两处墓地，安葬遗骸的，是满是弹孔的汽油桶。牺牲的人太多，根本没有棺木。
这个地方，位于中国远征军的加油站不远，也就是王菊兰家的附近。
我突然有一个美好的猜测，或许这里安葬的，就有从前线运回来的杨连长。杨连长没有失约，他，回来了。
装殓远征军遗骸的汽油桶，现存放于长沙的抗战老兵遗物博物馆（筹）。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追寻，永远不会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