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北抗联的国际主义贡献与国际主义精神特征兼谈杨靖宇将军历史定位问题

                       文 王宜田

作者单位：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职务职称：原副主任、研究员

一、国际主义的理论要点与关内战场的国际主义实践

“国际主义”概念和思想最早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两个著名的论断和口号，就集中地体现了国际主义思想。

从概念上说，国际主义是指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反对剥削制度，争取自身解放斗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政治、道义、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互相支持，互相援助，坚持国际团结的思想、政治原则;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政党认识和处理各国无产阶级之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国际主义的概念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处理民族问题、国家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本质上是阶级优先原则。

国际主义的理论根据来自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各国资产阶级之间尽管存在诸多利益纠纷，但在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时，受阶级本性和共同利益驱使，往往自动结盟。各国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推翻剥削制度，求得社会解放。忽视各国工人的团结，都会使其分散的努力归于失败。资本压迫和统治的国际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国际性。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是国际主义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殖民国家(对外扩张侵略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仅剥削压迫本国无产阶级，还掠夺和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将其变成自己财富的源泉和资本主义生存的基础。资产阶级用以进行殖民扩张的军事力量，随时可用以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因此，宗主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有着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利益，他们只有联合起来，结为战斗同盟，才能战胜共同的压迫者。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①]因此，为发展国际主义的团结和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直遵守和执行国际主义原则，并以革命宪法和人民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1931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在苏维埃宪法原则要点中，确定了联合苏联、支持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原则：“联合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与苏联结巩固联盟。”[②]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联盟。”[③]第十五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而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民众以及世界革命战士，给以托庇于苏维埃区域的权利并帮助和领导他们恢复斗争的力量，一直达到革命的胜利。”[④]

具有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纲第11条，同样确定了新中国的国际主义原则。宪法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⑤]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外国人民因拥护人民利益参加和平民主斗争受其本国政府压迫而避难于中国境内者，应予以居留权。”[⑥]

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布同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我国人民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谊也日益增进，这种友谊将继续发展和巩固。”

在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在党内首次提出了国际主义精神的概念。他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⑦]

毛泽东的文章把国际主义精神内涵和国际主义的阶级本质说得很清楚。但是，毛泽东只谈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问题，而没有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问题。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进一步阐明了反侵略战争中的国际主义问题，也就是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国际主义问题做了更加明确的理论和实践的阐述。

毛泽东认为，在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中，实行国际主义是对各国共产党的考验，必须处理好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也就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要求侵略国家的共产党必须大义灭亲，反对本国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为;而被侵略国家的共产党在领导反侵略战争的过程中，既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同时又是国际主义。

毛泽东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被侵略国家实行国际主义的理论和实现途径问题，即参加本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自卫战争，反对外来侵略，就是国际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以这一标准衡量和寻找关内战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实践和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下列史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抗战8年，在践行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尽了国际主义义务。1939年5月，诺门罕事件爆发后，发表声明谴责日本关东军的侵略行径，支持外蒙古人民的反日斗争。毛泽东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给予国际主义的支持。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4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的党内文件，支持苏联的和平政策，对苏联声明不侵犯“满洲”表示国际主义的理解，认为这是苏联“不准备侵入东四省的”[⑧]。新华社于同日发表声明，称“这个条约是利于苏联，利于全世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世界政治的新时期》社论，对苏联给予道义上的支持。社论指出：“苏联的战争孤立了法西斯日本，中国的战争也孤立了法西斯德国，苏联的胜利愈大，中国抗战的胜利也将愈大。中国和苏联的命运，已经格外亲密的联系在一起了。”“加强苏中合作与国共合作，消除内部摩擦，准备反攻实力，给法西斯日本以坚决的打击，保卫我们自己的自由独立，亦即用此以援助苏联。”[⑨]

从上述这些内容看，在关内战场上，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国际主义大多在道义支持的层面，较少实际性的支援。

二、东北抗联的国际主义贡献与国际主义精神特征

按照毛泽东关于被侵略国家进行民族自卫战争就是国际主义在本国实施的理论和标准，结合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在国际主义方面的自我认识，以史实为依据，我们可以归纳出14年抗战中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20个方面的国际主义贡献：

第一，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所创建的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联，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坚持战斗14年，在进行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时，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第二，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提出了“拥护苏联”的口号，做出成立“苏联之友”“拥护苏联委员会”“反对大战委员会”[⑩]等群众组织的决议。九一八事变后，进一步提出“武装保卫苏联”[11]的口号，在道义上支持苏联和苏军。

第三，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就提出了反对日本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口号。

第四，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对苏联承认伪满洲国等民族利己主义行为给予国际主义的理解。

第五，1933年初，日本和伪满洲国使用多种卑劣手段，蓄意吞并中东铁路。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多次发表声明，反对日本和伪满吞并北满铁路，组织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对投靠日伪的党员干部给予组织处理。

第六，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党组织所属党员及其家属就为苏联和苏军做情报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加大工作力量，多方面为苏联和苏军收集日伪当局的各类情报，做出重大贡献，付出巨大牺牲。

第七，向苏联捐款。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将缴获的两张德国纸币(一张是一千马克，另一张是十万马克)通过中共南满特委交通送到中共满洲省委，捐赠送给苏联。这是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由特委委员纪儒林提议，并经大会同意，正式捐赠的。[12]

第八，1939年5月，诺门罕事件爆发后，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各军在各自游击区向日军展开进攻或遭受日军的残酷“讨伐”，直接进行军事支援、配合、牵制苏军，反击日本关东军。

第九，因诺门罕事件而响应中共北满省委号召的松嫩平原讷河、“三肇”地区的中国爱国群众遭到日伪当局的残酷镇压。这是中国人民为支援苏联、苏军和蒙军而付出的巨大牺牲。

第十，对苏联与法西斯德国于1939年8月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条款给予理论上的、政治上的理解与支持。

第十一，对《苏日中立条约》予以理解，在政治上给予支持和配合。

第十二，1937年末至1939年7月，东北抗联北满部队3位军级领导人被苏军无故扣押长达一年半时间;获释后，无怨无悔，为支援苏军在诺门罕事件中反击日军，返回东北，继续战斗。

第十三，东北抗联战略转移至苏联远东地区后，派出多支小部队返回东北为苏军作战略侦察活动，向苏联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为苏军打败日本关东军做出巨大贡献。

其十四，1940年至1941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东北抗联各军先后进入苏联远东地区。苏军对越境抗联指战员采取非战俘式的审查，并随意使用抗联指战员。对此抗联指战员采取容忍态度，继续为苏军服务。

第十五，苏德战争爆发后，在表示坚决支持工人阶级祖国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同时，东北抗联主动提出把1940年初第一次伯力会议制定的接受苏联、苏军的间接指导，改为直接指导，同时，不放弃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13]

第十六，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东北抗联指战员为苏军作向导，部分指战员空投敌后，指示目标，对苏军迅速打败向日本关东军发挥特殊作用，做出重大贡献。

第十七，东北抗联干部出任苏军在东北57个战略要地的卫戍副司令，帮助苏军进行军事管制。

第十八，朝鲜共产党解散后，朝共党员按照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原则加入中共后，中共东北党组织，成立省委和特委的少数民族委员会，继续帮助“韩国革命”。

中共满洲省委要求东满特委：“帮助韩国发展党的组织与建立群众工作，东满党仍须尽可能的派一部分干部(注意绝不能派继续派争的分子去)，去执行这一任务。东满党要把开辟与发展韩国工作，看作东满党中心任务之一，同时这一工作与东满的工作的发展与配合是息息相关联的。特委可组织韩国委员会，有计划的来讨论韩国民族的工作(这不是执行机关而是讨论机关)。”[14]

第十九，中共东北党组织主张东北朝鲜族同胞在抗战胜利和革命成功后，得到绝对平等权利;同时，帮助朝鲜族同胞恢复被日本吞并的祖国;为调动朝鲜族同胞的抗日积极性，在东北抗联二军、七军和南满和吉东游击区成立“朝鲜人祖国光复会”(“韩人祖国光复会”)。

第二十，光复前后，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和东北抗联教导旅成立朝鲜工作委员会，派朝鲜族干部战士返回朝鲜，接收主权;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事实上为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培训了党政军各方面的干部。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中共北满省委和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在黑嫩平原发动的平原游击战和民众反日斗争，完全是为了支援苏蒙军在诺门罕事件中反击日本关东军，书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最惨烈、最高尚的、最无私的国际主义乐章。

1939年8月1日，中共北满省委就诺门罕事件发表告全党同志书，主动调整政策。北满省委认为事件的爆发改变了中国抗战的“单独性质”，有了极大的“国际性和重大意义”。指出：“自今年五月，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直接参加反日的自卫战争以来，从中国抗战性质上看来，中国人民对日总抗战及东北反日民族革命运动，已经形成了新的形势。……中国抗战性质并不是一国单独性质，而有极大的国际性和重大意义。这不仅在中国国内抗战造成新阵容，而且将东北反日运动也造成推进到新的阵势。”[15]

中共北满省委提出新的中心口号：“以动员民众，武装民众，扩大反日民族革命战争，响应国内抗战，响应外蒙古人民反日自卫战争。”[16]

为在诺门罕事件中支援苏军和外蒙军作战，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决定实行新的战略战术，即将过去的山地游击战争转变为平原游击战争。“将过去的活动方式——就是山边游击，必须以新的活动方式，在大界公开活动方式来代替。将蹲山游击转移为平原游击，争取或大或小的军事胜利，破坏敌人的军事设备、桥梁、电线，袭击汽车、火车、卫〔围〕攻城镇等行为，坚决反对委缩不进的倾向。这样才切实的响应国内抗战，响应外蒙古人民反日自卫战争，牵制敌人，以扩大反日游击战争。”[17]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正式成立于1939年5月30日，可以说抗联三路军成立后，在黑嫩平原地带广泛出击，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是为支援外蒙和苏军对日军的自卫反击。

为了配合诺门罕事件，中共北满省委还要求所属地县和地下交通站等，转变秘密工作方式，由过去纯地下状态，转变为半公开状态。“我们坚决反对将不灵活的、死板的、秘密工作方式作一贯的成规倾向。我们必须根据目前的形势和要求，尽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与公开工作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是一律成规的，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均采取狭义的秘密的工作方式。现在大多数人民公开说：‘小日子(本)完蛋了’、‘中国一定有希望了’等反日言论与时局评论，在街道上、乡村中都是普遍了。特别是白区的共产党员，必须根据这种情形和要求，改换旧的工作方式，就是把死板的狭义的秘密工作方式，根据随时随地转换用新的公开的与半公开的工作方式。广泛的建立民众反日团体，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市民反日会，青年、妇女等各种组织。”[18]

中共北满省委还要求在反日客观条件成熟的地方准备发动民变斗争。“首先组织行动委员会，民变部参谋部等组织形式，准备与发动民变斗争。并与反日游击战争紧密配合起来，以推进反日斗争走向更高度的斗争形式，以争取最后胜利。”[19]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籛在给苏军王新林信中，具体汇报的三路军所属部队为支援苏军和外蒙军所进的战斗。“1939年夏季寇军侵入蒙、苏国境的当时，我们曾积极活动，来配合我们祖国和友邦的行动，曾突破克山县北兴镇、西城镇、讷河县城及龙河镇等，曾钳制敌军两个旅和许多警察队的兵力。以我们这样小的规模的数量不大的游击队给敌人的威胁实在不小，在我亲自指挥下(三九年十一月)得到初步〔冲〕破敌人秋季‘讨伐’以后，当时 我们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争取了伪军对于我们的同情，相当孤立了日军，争取了广大人民对于我们的拥护……去年秋季我军南北各部队总数为七百人，现在则为四百人，数目的消减真是严重的一环。”[20]信中的数字说明，东北抗联第三路军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支援工人祖国，牺牲巨大，部队由七百人，降为四百人，损失近一半。

更不被后人注意的是，东北抗联以抗日救国相号召，发动群众参加斗争，抗联部队撤走后，日伪对抗日群众进行报复行动，先后制造了“讷河事件”“三肇事件”“田白工作事件”“贞星工作”等惨案，四个惨案共有1200余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和爱国群众遭到屠杀和酷刑拷打，这是他们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中共北满省委和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把支援配合诺门罕事件，写入了三路军的历史。在特设2个小目：

1.“日蒙战争中的第三路军部队的英勇活动”。

2.“在群众中给日寇进攻外蒙古共和国的回答”。[21]

这两个小目的设立，可以作为东北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好注脚，同时也最有力地说明，抗联第三路军和北满省委没有忘记人民的支援、贡献和巨大牺牲。

国际主义是相互的。在东北14年抗战中，苏联和苏军虽然有民族主义的利己行为，但是，在1939年7月以前，也为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尽了国际主义义务。包括培训了干部;培训医护人员，救助伤员;救助部分抗联指战员的家属和子女;赠给特费;[22]诺门罕事件爆发后，直接向东北抗联提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1940年以后，收留东北抗联指战员，在远东建立南北两个野营;支持东北抗联成立教导旅。苏军对东北抗联进行正规化军事训练;进军东北，消灭日本关关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后，在战利品方面支援抗联;为东北抗联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提供方便，等等。

必须明确，苏军进军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不能称为国际主义，这是苏联对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且是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牺牲中国国家利益的幕后交易，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不光彩的一页，给中华民族造成永久的伤害。美国没有把有关情况通知国民党政府，苏联也没有把出兵东北的计划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

中共东北党组织所属的党员干部和东北抗联指战员在不计后果，以牺牲一切的精神为苏联、外蒙古和朝鲜做上述20个方面的工作时，表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写了重要篇章。

从上述史实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概括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国际主义精神的特点、特征。

(一)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的国际主义精神充分体现了东北党员干部和东北抗联指战员对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信仰。这种信仰与共产主义信仰和世界革命的信仰是一致的;而且，同热爱祖国是等同的。苏联在抗联指战员心目中，是工人阶级祖国、社会主义祖国和世界革命的堡垒。忠于工人阶级祖国同忠于中华祖国同样重要。中共北满省委特别强调：“东北反日的战士、团体及军队每举行动与斗争，反日的游击战争，都是响应国内抗战，都是武装拥护苏联的行动，所以，‘武装捍卫中华祖国’和武装拥护苏联的行动是决不能分开。”[23]

(二)中共东北各级党组织和东北抗联在坚持14年抗战的同时，始终在道义、政治、情报和军事方面，支持苏联、苏军，表现出引狼扑身、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和博大胸怀。在支援的过程中，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对苏联民族利己主义行为给予国际主义的理解，甚至对苏军给予越境抗战指战员非战俘待遇，也加以忍受，仍然听从其指挥，为其做各类侦察工作。

(三)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在情报和军事方面，给予苏联苏军以实质性的支援，开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和军队的国际主义先河。国际主义的一般规律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军队支援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支援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总之，是先进国家支援落后国家。在中国东北，却是另一种景象，是“逆行”，是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支援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少有的。

(四)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的国际主义精神是真正的民族自决、民族平等基础之上的国际主义精神。朝鲜共产党奉共产国际之命解散、朝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共后，中共东北党组织还在帮助朝共在朝鲜国内发展组织，进行反日斗争。在国内，给朝鲜族同胞以真正的民族平等地位，团结朝鲜族同胞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斗争。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并以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五)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唯一一个和一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抗日军队。成为中国共产党国际主义精神的代表，其地位无法替代，其意义无比重大，对中苏两党关系、两国关系和两军均产生重大影响。

就同磐石一带的义勇军实现了联合抗战。1933年5月22日，成立了抗日军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设政治部和参谋部。[24]然后成立南满抗日联合军司令部。[25](或称“抗日联军总司令部”[26])。1934年2月在临江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被推选为总指挥。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东北抗日联军的名词。以后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采用，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名称。从这些史实看，说杨靖宇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创者和实践者是完全符合史实的。

所有上述历史性评价和历史定位中，还忽略了杨靖宇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另一重大贡献，这就是国际主义贡献。由于敌强我弱，东北抗联各军都采取游击战术，避实就虚，不同日本关东军硬碰硬。夏季青纱帐起，日本关东军不举行大规模“讨伐”;在冬季，日本关东军则利用自己的优势，对抗联进行大规模“讨伐”;抗联则藏在深山里的密营中，进行军政训练，以逸待劳。东北抗联战士的回忆中说，战士们宁愿冲出去，同敌从拼个你死我活，也不愿整天待在密营里学习、训练。为此，杨靖宇等抗联领导人还要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

那么，1939年的夏秋冬三季，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路军各部为什么要改变游击战的战术原则，硬碰硬地大规模出击呢?

原因就是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挑起诺门罕事件。远征到黑嫩平原(今松辽平原)的东北抗联第三路军主动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全力配合苏蒙军作战，给日伪当局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远在长白山区活动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也开始大规模出击。

有关抗联一路军为支援诺门罕事件而大规模出击的史料来自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副总司令魏拯民。1940年4月，魏拯民在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说：“1939年春季，我军主力在森林地带实行了过去二军旧游击区扩大的策略，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在夏秋二季，集中一部分主力配合外蒙‘诺门罕’战斗实行向敌进攻策略获得很大成绩。在‘间岛’一带，当时我军横断‘满’鲜国境，对日贼不停地猛攻，使日贼前后受敌，被迫缔结了‘诺门罕’战斗临时停战协议。整备了集团部落制度，交通网，粮谷增产，以及计划募兵，将‘诺门罕’战争主力匪军之一部约一万余名，转派到我军活动地区，积极地向我军进攻，敌人更配备了数架缺乏战斗经验的飞机，终日轰炸、扫射，陆空呼应，一齐进攻我军，结果使我方蒙受一部分损失。”[27]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部警卫旅第一团政委黄海峰的警卫员沈凤山回忆：“1939年，我们开会总讲苏联要出兵东北了，进行大会动员，要配合苏军的行动，采取破坏铁路、公路的办法牵制日本的兵力，再就是寻找战机，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使他无法向中苏边境运兵。这时我们的头脑热，仗也打得多。到10月末，诺门罕战争结束了，苏联也未出兵东北，小日本反倒把兵力撤下来，全力对付我们，到处都是日本兵，你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追，从此战争越来越残酷，条件起来越恶劣。”[28]

另据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团政治部主任吕伯岐回忆：“在安图曾开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会上杨靖宇讲，要坚持开展游击战争，谁也不准上苏联，还不准猫起来，一定要牵制敌人。”[29]

曾任杨靖宇的特卫排长、叛徒张秀峰也曾回忆：“1939年春，杨靖宇将军在辉南石道河子开了一次会议。面对当时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会上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把部队转移到苏联去，以便保存力量，等形势好转时再回来，杨靖宇将军不同意这个方案，他说：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是抗日的队伍。抗日抗日嘛，你跑到苏联去还叫什么抗日联军。你跑到苏联去，日本鬼子就能自己跑回去，就不用打了?抗联是打鬼子的，就得坚持战斗。韩仁和又提出一个方案即第二个方案，把司令部转移到长白山深山里头去，其余部队化整为零，在外头打击敌人，搅乱敌人，保卫司令部。这个方案也被杨靖宇将军拒绝了。他说：‘我们在这里坚持打下去就能牵制敌人的一份力量，对关内的抗日战争有利。如果我们转移了，走了，这里的抗联就没有了，敌人就会乘机宣传抗联被消灭了。这对群众的影响肯定不会好，特别是敌人会更加集中兵力到关里去，给党中央增加压力。我们的力量虽然不大，但是在这里打下去，起码能拖住敌人一部份力量，支援全国的抗日战争。’会议争论得很激烈，最后只剩下杨靖宇和魏拯民两个人了，才停下来，将宇将军说话的声音非常大，嗷嗷的，他说：抗日抗日嘛，你走了还叫什么抗日?你跑长白山里猫起来，还叫什么抗日?敌人来侵略我们，你不打敌人能走吗?魏拯民呢?他就是嘿嘿地笑，你吵吵完了，他还讲。……1939年的斗争，基本上是按照杨靖宇将军的意见办了。部队没有转移到苏联，也没有转移到长白山的深山老林里，而是在辉南、桦甸、濛江(今靖宇)和抚松四个县的边界进行斗争。”[30]

另据日伪方面记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匪帮约一三00名，在包括吉林省东部、通化省、间岛省之所谓东边道北部地区。……与诺门汗事件之进展相呼应，疯狂进行频繁袭击与对群众进行宣传抗日，致使治安不佳地区显著扩大，且使人心动摇。尤以东边道地区及北安省地区匪帮之活动尤为激烈。”[31]

从上述敌我两个方面的文献和历史当事人的口述，我们可以得出1939年冬季，杨靖宇将军率抗联一路军打破常规、主动出击的战略目的就是为了配合诺门罕事件，支援苏蒙军，是典型的国际主义行为。

杨靖宇和魏拯民的决策是一时冲动和头脑发热吗?我认为不是，根据东北抗联和东北党组织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就把自己的历史责任定位在保卫中华祖国和工人阶级祖国上来看，东北抗联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部队，杨靖宇和魏拯民的决策是必然的，而且是正确的。只是很不幸，杨靖宇将军为此壮烈殉国。杨靖宇将军是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杨靖宇将军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综上所述，对杨靖宇的历史定位应该这样表述：杨靖宇将军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国际主义精神的卓越代表，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创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将领。

因为杨靖宇首先是共产党员，是职业革命家，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所以，上述称号的顺序不能变。就是说，不能先称杨靖宇是抗日民族英雄，再称他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②] 《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第七号电——关于宪法原则要点》(1931年11月5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62页。

[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67页。

[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67页。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1948—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733页。

[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1948—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43页。

[⑦]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20页。

[⑧]《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9—194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31页。

[⑨]《世界政治的新时期》，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9—194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93页。

[⑩] 《中央关于加强苏区反帝工作的决议——对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的补充决议》(1931年6月6日通过)，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页。

[11]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页。

[12] 《中共南满临时特委的报告——冬季大讨伐经过及以后的工作》(1935年5月5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3，第115页。

[13]《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关于野营游击队的工作及领导原则的意见》(1941年9月15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1，第341—342页。

[14]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当前的任务给东满发的指示信》(1933年1月1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第28页。

[15]《中共北满省委告北满全党同志书——关于反日新形势下党的任务与策略》(1939年8月1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5，第61—62页。

[16]《中共北满省委告北满全党同志书——关于反日新形势下党的任务与策略》(1939年8月1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5，第64页。

[17]《中共北满省委告北满全党同志书——关于反日新形势下党的任务与策略》(1939年8月1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5，第64—65页。

[18]《中共北满省委告北满全党同志书——关于反日新形势下党的任务与策略》(1939年8月1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5，第65页。

[19]《中共北满省委告北满全党同志书——关于反日新形势下党的任务与策略》(1939年8月1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5，第65页。

[20]《张寿籛给王新林等同志信——关于三路军工作等问题》(1940年5月20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7，第268—269页。

[21]《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历史简略提纲草案》(1942年2月)，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3，第163—164页。

[22]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经费问题致中央的信》(1931年11月15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107页。

[23] 《金策对东北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九月十日所发的宣言和紧急通告中有几个问题的指正》()，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4，第158页。

[24] 《团满洲省委关于拥护盘石人民革命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围攻东边道反游击队报告大纲》(1933年7月20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4，第267页。

[25]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目前形势任务等问题给盘石中心县及南满赤色游击队的信》(1933年7月1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4，第38页。

[26] 《团满洲省委关于扩大反日游击运动争取领导权给给盘石团县委和全体同志的信》(1933年7月3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4，第250页。

[27]《魏拯民同志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节录)》(1940年4月)，载《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202页。

[28] 刘贤整理：《我所经历的抗战战斗生活——访问抗联老战士沈凤山同志》，封志全主编：《抗联一路军在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

[29] 吕伯岐回忆，刘贤整理：《我所知道的杨靖宇将军和抗联一路军》，封志全主编：《抗联一路军在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页。

[30] 刘贤整理：《我在抗联部队的经历——张秀峰谈话记录》，封志全主编：《抗联一路军在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0—251页。

[31] 吉林省档案馆编译：《东北抗日运动概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